王健:参加潼关之战和中国远征军

发布时间: 2017-05-09 14:49:15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           字体:【

王健,曾用名王建,汉族,1925年生,山东安丘人。毕业于黄埔军校18期,参加过豫中会战、中国驻印军汽车兵团。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员,1946年考入山东大学文史系学习至1950年。1950年分配至青岛铁中任教,先后担任历史、语文教研组长。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被迫脱离教育岗位,至1979年问题才得以改正,恢复名誉重返铁中任教。重上讲台后,连年被评为青岛铁路分局先进工作者、济南铁路局优秀教师、青岛市优秀教师,并获得山东省和铁道部颁发的“三十年教龄”奖状。

王健曾任四方区政协委员、特邀委员多届,山东省黄埔同学会理事会副会长多届,青岛黄埔同学会理事会秘书长及理事会会长多届。长期从事参政议政工作,多次受到党中央和省、市领导的接见,两次被评为山东省黄埔同学会先进工作者。王健同志退休后也依然尽力为社会作贡献,和山大校友共同创办了“山青学校”,继续从事业余教育。济南铁路局和青岛铁路分局授予他“老有所为”荣誉称号。

 

我名叫王健,1925年生,山东安丘人。我在曲阜读小学至毕业,毕业后考入曲阜私立明德中学。那时候,日本鬼子已经打进来了,济南、曲阜等几个地方相继失守,学校停办,我又辗转天津等换了好几个地方才读完初中三年课程。

1942年,我17岁的时候,就读于北平由山东同乡会创办的“私立山东中学”(即建国后的北京31中)读高中。此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5年了。那时候,日本兵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随处可见。北京的老百姓吃不饱饭,所有粮食都被日本军队征了去,老百姓只能吃“混合面”。所谓“混合面”,就是用花生壳弄点大豆玉米就烙到一起,不易消化,排便困难,但即使是这种劣等食物也经常短缺。我所在的学校有日本教官,实际上是学校的“太上皇”,他们可以任意体罚、殴打学生。老师、同学之间稍微有些对日不满的言论,即刻就被押往宪兵队,长期关押。所以我在北京读高中以后,就深刻感受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几个要好的同学们之间也常常在一块私下声讨日本兵的暴虐,说:咱能不能找个机会,直奔抗日战场。

机会终于来了。那时,有一位西安军校派到北京去的地下工作者,隐蔽身份是苏州胡同小学的教师,进行秘密招生。他告诉我们,现在招收沦陷区的青年到大后方去,参加西安军校进行训练,学好了军事技术然后参加抗日。1943年春天,我和山东中学的庞毓江、杨佐棠、李文川等同学一起,按照那位地下工作者提供的通道,先从北平乘火车到了河南新乡,然后转至博爱。再从博爱乘木船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黄河到达洛阳,从洛阳乘火车到了西安。这一路上,我们火车、大车、小车、步行,走了将近20天。最终,我们考入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也就是黄埔军校第十八期一总队三中队当学员,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到了军校以后,经过3个月的入伍训练,就赶上玉溪战争,也就是日本人进入河南西部。当时,日军大举进攻河南,先后攻陷开封、洛阳,逼近潼关。军校学生立刻组成战地工作团开赴抗日前线。所谓战地工作团,就是还没有毕业的学生或者入伍期满的学生组成的服务团,他是一个战地服务性质的兵团,不是直接拿着枪跟日本人打,主要是在我们攻下日本人占领的地方以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做一些宣传慰问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配发了枪支对日本兵开战。我们在潼关驻扎了一个多月,与日军搏杀大小数十仗,始终没让日军再前进一步,将日军阻挡于潼关之外。我们还经常到灵宝和陕州这些地方去,做宣传教育工作。这一仗是我人生经历的第一次抗日战争。为此,我们受到了胡宗南的特别接见。那时,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能阻挡日军进攻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三个月后,我们回到了西安。那时候军校生活很苦,因为是战争时期,穿的都是粗布棉衣、粗布军装。至于鞋子,一般是草鞋,夏天赤着脚,冬天包块布。至于吃的,就一人这么一个馍,就是我们常说的馒头,饭量大的真的是吃不饱。所以,各方面都很艰苦。

大概是从1942年开始,中国军队在印度成立了一个训练营,招收一些有知识的爱国青年从军,将来要操作的武器都是比较新式的武器。由于中国的军队长期以来靠抓壮丁补充,所以有时候不太适应这些新型武器新的战术。1944年春天,国民党政府就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口号,动员组织十万青年参加到青年远征军里去。军校的学生听了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振奋,报名的很多。不只是学生,就连军官和工作人员,比方说上尉中队长、上校副大队长、指导员,都卸下军衔参加这个中国远征军。我们学生们报名的也很多,我就在那里正式报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半个月后,我们自西安机场乘美制运输机飞抵云南,然后驻曲靖营房,经过体检和文化测试后,即飞赴印度兰姆伽军事训练中心。在沾益机场候机飞往印度时,正值春节前一天,我不禁想起远在山东的母亲和亲人,新中国百感交集。2月17日夜晚,我登上了美国军用运输机。我偷偷看过怀表,20时零6分,我记下了这个难忘的时刻。我乘坐的那架飞机可容纳45人,机舱内没有座位,大家都是席地而坐。起飞以后,我透过舷窗朝下观望,心里默念道:“别了,祖国!别了,妈妈!”随着高度不断上升,空气越来越稀薄,许多人感到头晕、耳鸣、阵阵作呕。我扫视了一眼驾驶室,发现指针已超过万米刻线,这个高度标志着开始飞越“驼峰”了。飞越“驼峰”也就是飞越喜马拉雅山。此时此刻,同飞机的官兵都脸色苍白,虚汗淋漓,四肢麻木,有的人甚至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虽然机舱里还有一个氧气面罩,但是大家已经全身瘫软,根本没有力气爬过去吸氧。经过几小时的飞行,终于到达印度的汀江机场。舱门打开时,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大家好像喝醉酒似的,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走下舷梯。此时,许多人感到耳朵生疼,耳膜被压迫的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了。第二天一早,进行严格的消毒、注射防疫针。从国内上飞机时,我们穿着棉衣棉裤。眼下,都换成了短裤和衬衫。从严寒一下子走进酷暑。然后坐了三天火车抵达兰姆伽训练营地。

那时,因为坦克威力大,我就一心想学操作坦克。但是由于当时编制的原因,我们这群人被编到汽车兵团,我任上士班长。班里有1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战士,7辆GMC型大卡车和两辆军用吉普。在三个多月的汽车训练时间里,我们要学驾驶、仪表的识别、汽车零部件的作用、车队行车规则、困难地形驾驶及防空知识,还要练习爬吊杆、翻山、爬树等。紧接着,我们接到了任务,要开着美国军用卡车,翻越中印公路。我清楚的记得,我们汽车团驾驶着美国军用卡车(GMC,十轮大卡),越过高山,经过孟康河谷,再经过缅甸的密支那,来到了中缅交界之地。当时的中印公路,全长共1700多公里。这1700多公里的公路是怎么筑成的呢?是中国老百姓跟着军队上的工程军,在原始森林里边开拓出来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经常遭到日本人的轰炸、破坏,所以中印公路是边修、边通、边走。可以说是前面一边打着仗,一边修路,汽车在后面赶着前进。在那时,中印公路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所有援助中国抗战物资的海上运输都被封锁,只有从印度、缅甸这些地方通过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进行空中运输,但是由于空中运输成本太高,运力也很有限,只有打开中印公路,在印度的一些援华物资,才能通过公路,源源不绝地运到国内。所以说,中印公路是当时唯一的国际通道,是一条生命线。汽车兵团的任务就是把在印度的一些物资,包括汽车本身、汽油、枪械,这些东西通过中印公路运回给国内,支援抗战。中国在印度、缅甸的远征军,当时第一批是十万人,约有60%牺牲,回到国内的只有四万人。牺牲的人中既有战死的,也有因病死亡的。印度有一种瘴气,不仅蚊子可以传染,蚂蟥也可以传染,一旦得病很难治愈,我能幸存也属万幸。另外,道路险峻也是一个原因,1700多公里的路程要足足开16天。道路都是在原始森林中开拓出来的,非常狭窄,而且坑坑洼洼,两个车要交错的话很勉强。在很多高地,常常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湖泊和深渊。我所在运输队中有一个西安联大的同学,就在运输途中翻车掉到山下。还有一位和我同队名叫宋章的,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工程师,也在开车途中出了车祸。

1945年7月12日8时半,我们这个编号为CC281的车队出发回国。车队主要由百辆崭新的吉普车组成,还有十轮大卡车、中吉普车、卫生救护车、大吊车等。我聚精会神地手握方向盘,沿山腰盘旋前进。差不多11点,车队到了印缅交界处的鬼门关。车辆等待宪兵检查。宪兵检查的很仔细,足有三个小时才结束。午后两点,车队继续前进。鬼门关对面便是一个陡峭的大山坡,路越爬越高,越高越险,仿佛已高达云层。同时立感空气稀薄,呼吸颇觉困难,车子像老牛一样喘着粗气在山间慢慢爬行。深夜11时终于抵达新背洋宿营地。7月16日,我们离开了密支那。7月20日,车队驶抵滇西门户畹町,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46年,考入山东大学(当时学校在青岛)。幸运的是,在等待开学的日子里,在青岛街头遇到了失散数年的母亲。1950年,我大学毕业。所以,我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就从事教育,一直教了40年书。(韩景慧 周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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