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五三惨案”

发布时间: 2018-04-09 10:41:21   作者:李仙洲             字体:【

 李仙洲(1894-1988),山东齐河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曾撰写《忻口战役中的第二十一师》《我所知道的“五三惨案”》《莱芜战役始末》《刘峙是怎样一个人》《忆黄埔军校同学李延年》《刘珍年的起家与失败》《莱芜,我的再生之地》等文章。

“五三惨案”,于192853发生在济南。当时,我充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教导团上校团长,52日早7点钟左右,我率所属第23两个营,进驻济南城内。团部驻省立第一中学。这时,学校内已无人。因我未来到济南以前,曾在津浦铁路崮山车站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守卫勤务,为总司令蒋介石警卫。当时总司令在列车上办公。51日下午56点钟时,铁甲车第2队队长王相宜(别号忠辅,山东省诸城县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2期毕业)由济南回到崮山站,见总司令,报告我军进占济南的情形。这时,我也在总司令部的办公车上。王队长说:“刘峙任第2路总指挥,他的总指挥部驻在城内督办公署。”王队长并且在督办公署内拣了张宗昌老婆的一些照片和他第7个老婆写的字,呈给总司令看。总司令听了王队长的报告后说:“就到济南,你率领你的部队,有车时,即乘车到济南;如无车,即徒步去济南。到济南后,归还第一建制,归刘总指挥。”总司令问我:“到济南什么地方好驻?”我说:“督办公署已为第2路总指挥部驻。十王殿铁路宾馆房子比较宽大,也干净些。”总司令说:“就驻铁路宾馆吧!”其实,他到了济南后,并未驻铁路宾馆,是驻在白马山车站,仍在列车上办公。总司令的专车,由崮山开出后,因无车可乘,我就率领我的两个营,徒步星夜兼程急行军。因本团第1营担任第2路总指挥部特务营的勤务,随第2路刘总指挥先到济南。我到济南后,奉刘总指挥的命令,担任西门大街维持秩序的任务。我于52经过商埠时,亲眼目睹日寇骑着高头大马,三五成群,神气十足,气势凶恶,在租界上巡逻,阻我军民通过,并在各路口设有障碍物。这种情形,已令人不能忍受。

3日上午8时左右,我到按察司街马良家里,和马良谈收编未随张宗昌走的刘震襄一个旅的事。马与我说:“蒋总司令事先未与我联系。如果司令有话,张宗昌的部队留下不走的很多,现在只有刘震襄的一个旅未走。我叫他驻在城南八里洼附近。你请蒋总司令给他一个名义。”这时,商埠上有人给马子贞(马良的别号)打电话说:“报告二爷,西关的军队与日本人干起来啦!”马说:“不要紧,这是国民革命军,不是张宗昌的部队,不怕。”我听到这个消息,就辞出回团部,看到顺着西门大街,由西关进城的男女老幼,很多往东城跑。我一面劝慰大家,同时到督办公署,将情况报告刘总指挥,并请示任务。刘说:“你加派部队,确实维持秩序,你是山东人,劝告老百姓不要惊慌。”我一面加派军队,一面派干部劝慰群众,不要逃走,各自回家。日本帝国主义阻我大军北伐,是为它今后侵占我全中国创造有利条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之。这是很显然的。

这天晚上,我蔡公时去商埠日本领事馆,与日寇交涉。不料,日寇不仅不与之谈判,而竟出此毒手,目无国际法律,把我外交官员捆到树上,割舌头、鼻子及耳朵,并挖出他的眼睛。因此,我外交官惨遭非命。他是为国家的威望、权利而死,为人民的荣辱及生命财产而死。他死不瞑目,虽死犹荣。他的精神,永垂不朽。此事传出,全国军民抑制不住同仇敌忾之心,不雪此耻,绝不罢休。军队中的炊事员都拿起枪来,自动地跑到商埠,誓与日本鬼子拼命。我们军队中,落伍的士兵和伙夫,走进日租界的,被枪杀者,时有所闻。老百姓被日本鬼子叫开门,而打死者,日有数起。全国愤慨,誓雪血海深仇。

因战事已爆发,为了指挥大军作战方便起见,第2路总指挥部,于3日晚上,由城内督办公署移到南关演武厅。我因第1营随总指挥部担任特务营的勤务,团部由城内省立第一中学迁到南围子里测量局内。到了次日的午夜,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送给刘总指挥(原文我不记得啦)。信的内容大意是叫刘总指挥劝告全体官兵,以十二万分的忍耐,暂时撤出济南,万勿为敌所欺骗。敌人(日本鬼子)阻我大军北伐,统一全国,我们可以绕道继续北上(后来经由长清、齐河等处渡过黄河,直达平津),不要上日寇的当等语。从这封亲笔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害怕敌人,不敢抵抗,不顾全国军民爱国热忱,报仇雪耻的愿望和要求,并致无辜军民任凭敌人屠杀,熟视无睹。当时,我也在刘总指挥的室内,大家看到这封信之后,都为之落泪。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决不撤退,与日本小鬼拼。”刘的胆子很小,一向是唯命是从。他说:“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我们还能不服从吗?还敢违抗总司令的手令吗?”我说:“我到白马山车站见总司令,请他收回成命,并报告全军官兵坚决不退,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见个高低,把来的(日寇)全部埋葬在济南,臭中国一块地,当做肥料,长些好庄稼,多打点粮食。不打败敌人绝不罢休。我们有决心有信心,一定能打败敌人,取得胜利。”可是刘无论如何不让我去。结果,只有服从,于6日早含泪退出济南,出南围子门,经八里洼、仲宫、柳埠到泰安集结。在部队出南门后,敌人的炮兵在后面,跟着部队轰击。学生和老百姓跟部队退走的也很多。在这几天内,北洋军阀的飞机,在济南上空被焚毁落下来3架。

大军撤退,暂留两个团守备济南城。当时,方振武任济南防守司令(或警备司令,我记不清了)。本来,蒋总司令留我这一团和方振武另派一团,因我是山东人,刘总指挥说:“李仙洲第1军教导团的第1营随总指挥部担任警卫任务,只有两个营,请另派李延年一个团留济南。”这时,李延年已请假,准备回家探亲,他是广饶县人,派人到小清河船上把他叫了回来。因此,留李延年一个团和贺耀祖的一个团守济南。

守城部队在济南与敌人搏斗的经过情形。当初,敌人在济南的人数并不多,以后陆续由天津、青岛调集一些军队(番号、人数,我不记得啦)。日寇集中在济南仅有的炮火,向城内某一点轰击,首先向大西门炮击,已将大西门打通,我守城官兵,不惜任何牺牲,奋勇阻击。继之,日寇又向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轮流排击,城内居民伤亡惨重,房屋损失亦大。最后,将西北城墙角击塌,我守城部队奋不顾身,与敌寇冲杀了个七进八出,敌寇终未得逞。

李延年等奉令撤出济南。我军退回泰安后,第2师师长徐庭瑶、第9师师长蒋鼎文等对我说:“李延年团不能让他全部牺牲在济南。敌寇越聚越多,四面围攻,守固不易,出亦困难,下命令叫他出来,是不是能够撤出来?”我说:“只要决心令他撤退,他就能够出来。我们都曾在济南读过书,对济南的地形很熟悉。在这被敌四面包围的情况下要撤出,重武器和骡马恐怕不易带出来,轻武器丢不了,可以由东城墙下水门里出来,经龙洞,绕泰山以东来泰安。”蒋鼎文说:“请总司令下命令叫李延年放弃济南,以免两个团全部被消灭。”守城部队奉令撤离济南,而我济南的同胞遂沦为日寇铁蹄之下。言念及此,殊甚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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