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秉确自述:我的奋斗经历

发布时间: 2018-04-09 10:49:18   作者:钱秉确             字体:【

 钱秉确(1920-2012),四川秀山人,黄埔军校第17期炮科毕业。抗战时期参加过中原战役及南阳保卫战,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少校团副。1949年起义后参加解放军,后转到地方工作,曾任枣庄公共汽车服务站站长、枣庄市建委设计室主任、枣庄市建材科研所所长、民革枣庄市委主委、枣庄市政协常委、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

一、苦难的童年

我于1920农历九月二十一(阳历应是111)出生于四川省秀山县(现属重庆市)里仁乡八堡村(原名凉水井)。

秀山县地处川湘黔三省交界处。我家离湖南省交界地仅5公里,自古以来是有名的“三不管”之地,也是有名的“土匪窝”。政府无力管理乡镇,有时县城也被土匪攻占。各乡镇大多是土匪恶霸当权,有的乡镇同时有几股土匪互相争斗,常以战胜者当政。老百姓纪要向当权的土匪缴纳捐税,有免不了被其他土匪的抢劫绑票。我家就是生活在这种提心吊胆的环境中。

在我的童年岁月,我家有父亲、母亲、我和弟弟共4人。我村曾多次遭受土匪的抢劫,各家都曾逃到县城或他乡避难,也叫“躲匪”。我7岁时,我家和伯家的兄弟共4人,都被湖南土匪绑票到湖南永顺县的八面山燕子洞,紧闭了近一年。家里倾家荡产才将我们赎回。从此,我们的经济生活状况日益困难。

二、县城求学

当时秀山县的各乡镇,大都因土匪当政而办不成小学。我只能在村里的私塾上了二三年学。1932年,父亲怕我再被土匪绑票,迫不得已才送我到县城去,上县立第二小学。那时,因我在私塾没有学过算数和作文,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我虽已12岁,只能入小学四年级。经老师单独补课和辅导,从头开始学算数和作文。因我已懂得学习用功,进步很快。当年的月考、学期考试成绩常得满分,学年考试成绩名列第三。

19333月,正当我进入高小时,父亲忽得疾病。因那时农村缺医少药,竟然不治而去世,后来才知是伤寒病。我回家奔丧,葬完父亲后,家境本已很困难,因我已知求学的重要,求学心切,苦苦恳求母亲,允许我继续上学。19347月,全县小学毕业班统一竞考,我名列全县第八名,被县立初中免考入学。

在秀山县立初中,我深知上学不易,学习更加用功,成绩进步较快。而且我求全面发展,各种体育运动,如足、篮、网、乒乓球,全都参加锻炼。音乐(那时我已在家自做一胡琴并学拉胡琴、吹口琴)、国画(美术)也有专长,全班以我的国画最好。每年寒假前,同学们都请我为他家画国画,做春节期间家里换糊窗纸的纸芯。19377月,谷县初中毕业班又是统一竞考,我在毕业竞考中成绩名列第十六名。因那时各县都没有高中,只有酉阳县的龙潭镇的省立龙潭中学附设简易师范。我报名后又被免考入学。在简易师范学习一年,于19387月毕业。按规定简易师范毕业后,可以担任小学教师。

三、远赴成都继续求学

在简易师范毕业后,小学教师也难当,迫不得已想离家去外地求学找出路。因在那土匪当政的年代,我乡不但没办成小学,即使有小学的乡镇,那里的小学教师也难当。因为土匪当政,老师必须与他们合作,同流合污。如与之发生矛盾必将遭到打击迫害。我深知在当地难以当好小学教师,但居家也是提心吊胆,难以安居。所以,我急切希望能离家外出求学,另找出路。

秀山县处在边远地区,周边各县都是经济不发达,既无高中可上学,也无就业环境可工作,必须到较远的经济发达地区,如重庆、成都、长沙、武汉等地。但到这些较远地区,一是交通不便(那时才开始修建川湘公路,但无定班客车),二是信息不通(那时各地不通电话,连收音机也不普遍,报纸也少而且迟到),不易随时知道外地学校报考情况。如要到外地上学,必须提前十天半个月,长途跋涉,先到大城市长期住旅馆等候报考,因而必须消费大量旅费。这样,也不是我那时家庭经济条件所能负担得起。因此,那时要到外地求学,最好是在外地有亲戚,可以在亲戚家做一落脚地,可以省些用费。

恰好,193810月,有一位表叔罗子钧(是远房姑婆的儿子,在成都川康绥靖公署任参军),受命到酉阳、秀山等地来招安土匪,但与土匪谈判,未达成协议,即将返回成都。我得此信息后,与一位小叔钱学淹,一同去恳求他带我们去成都上学。经再三恳求,才得同意带我们去成都。从此,我就远离家乡,求学找出路,几十年未回家。

我离家乡后多年,秀山乡镇仍是土匪当政,我村各家仍经受多次土匪洗劫。特别是我离家6年后的1944年,全村不但被抢劫一空,而且各家房屋都被烧毁,甚至有人也被烧死。如果我当时还在家,真是不堪设想。直到全国解放,土匪才被剿灭。

秀山县离成都很近,大概有两千多里。川湘公路刚修成,尚没有通行客车。表叔罗子钧和一个参谋另有两个随员同行,都是搭乘商运货车往返。他们因公搭车,可以报销车费。我们交不起昂贵的搭车费,只能靠他们搭车附带报销(从秀山到重庆的搭车和船票就节省不少)。

从秀山到重庆,搭车搭船共用3天。第一天从秀山到酉阳,大约是210里。中午到龙潭,土匪头子张绍卿还请我们吃了一餐午饭(其中有红烧牛蹄筋)。第二天到黔江县,大约120里。第3天到彭水县,也是120里。在彭水等搭商船一天,坐商船走乌江400里两天才到涪陵。在涪陵搭小商船(民模号)在长江走200里一天到重庆(现在已建成渝怀铁路,秀山到重庆只要5个小时)。在重庆,表叔请我们去澡堂洗澡(平生第一次进澡堂)、并看一次电影(平生第一次看电影,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在涪陵也是第一次看见电灯(那时秀山、酉阳、黔江、彭水都没有电灯)。

从重庆到成都的公路,那时已有客车,但车票很贵。表叔和参谋搭车可以报销,我们买不起车票只好走路。表叔和参谋搭车先走,让他两个随从带我们沿成渝公路徒步走,距成都约1000里。那时正是夏末秋初,白天长,我们一天可走100-140里。中间经过8个县城,我们每天走过一个县城。第一天从重庆到永川,我们走了140里,8天我们就赶到了成都。表叔家在成都市东北部有一个独家大院,很宽敞,有八间房,我和淹叔都住在他家。那时已是10月,学校都已开课,不能再收插班学生,我们只好在家里自学,准备明春投考插班。小叔钱学淹准备考初中。

四、考入黄埔军校第17

1939年春,我经插班考试,考入蜀华中学高中二年级。那时因家境已很困难,为节省住宿费,上学时仍住表叔家,每天走读。从成都市东北到成都市西南,风雨无阻地穿城而过。1939年夏天成都遭受日寇大轰炸后,学校迁到西郊,我才改成住校。到1940年高中最后一学期,行将高中毕业时,因我家庭已十分困难,想到高中毕业后,即使考上大学,家庭也供不起,而且那时正当抗战最困难时期,全国各沦陷区的学生,流亡到四川的很多,甚至许多大学毕业生已很难找工作。所以,我对离家外出求学找出路的愿望,也很渺茫。那时,正值迁到成都的黄埔军校招生,我们高中毕业班的同学,被抗战爱国热情所鼓舞,因此,我和不少同学一起,就去报考黄埔军校第17期。钱学淹也报考,但未考上,最后仍回秀山老家。

因在高三有考大学的准备,所以考军校时,成绩比较好,以第十三名的成绩考入17期一总队,并因考试成绩和身体条件都较好而被分配到炮科。在炮科学习中,除学习普通大专课程如文学、英语、数、理、化等学科外,主要是军事课程的正规教育。先学习诸兵种的基础课,如各种体操、马术、劈刺、基本武器的使用等,而后再进行专业(炮科)课程系统学习。学习两年后毕业,被作为教育干部,分配到陕西宝鸡特种兵联校。

五、参加抗战

19424月,军校分配我到陕西宝鸡,在特种兵联校炮科学生大队任少尉区队副,并兼任炮兵观测课教学。一年后,随着同学们抗日热潮的高涨,主动申请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我曾遭遇三次危难。

19439月,我被调到河南登封县少林寺附近的文村,在13军山炮营第3连任中尉观通排长。19444月,日寇侵犯郑州、洛阳。我们在登封县城南郊阵地,以炮火支援守军三昼夜,给日军以大量杀伤。后在我军转移时,我因病发高烧,离开部队留在文村一百姓家养病。病愈后,随地方游击队转入少林寺以南的山区,与日寇小股部队周旋半月多。后我趁雨夜摸过日寇封锁线,与一勤务兵化装成赶集的农民,绕道敌后,经禹县、襄城、午阳、方城,到达南阳我军防线,并找到我同学所在的炮兵第16团,被该团挽留,任命我为第6连上尉副连长。

19454月,我团各营分别配属各部队,抗击日寇对豫鄂西的进犯。

我炮兵营在南阳西郊卧龙岗附近占领阵地以火力支援南阳守城部队,给攻城的日寇以很大的打击。激战4日后,我军转移,骡马炮兵行进到许褚墓附近公路上时,遭到日寇飞机的低空扫射。我身旁的通信兵、第一炮的两名驭手和两匹骡马、弹药队的一名班长,被击中牺牲。

我军转移到内乡县的师岗镇防线时,我炮兵在师岗西侧占领阵地,以猛烈的火力给以密集队形向我阵地冲击的日寇以大量杀伤。但我连阵地因被日寇飞机投弹轰炸,有两名炮手牺牲。

当我军转移到淅川县马担镇时,发现有日寇坦克4辆正向我军阵地靠近。那时,我军没有防坦克炮,我们的野炮太笨重,不灵活,不便直接瞄准射击。不得已,我下令4门炮埋伏在公路两侧,待敌坦克进到400时,同时开火,当场击中2辆日寇坦克,其余2辆也迅速狼狈逃走。

当我连炮兵正向淅川南丹江南岸向西行进时,遭到日寇炮火拦击,使我一门炮陷入小沟内。时天色已晚,我连其它各炮已进入阵地,于是我组织人员把小沟内的那门炮拉出。此时,我与一通信兵,在村头一民宅院外,发现有日寇十余人从近旁向我炮阵地靠近。我判断是小股日寇,乘黑夜摸入我军防线,妄想偷袭我炮兵阵地。由于我炮兵缺少轻武器,自卫力很差,仅有一个机枪班(两挺轻机枪,4支步枪),已随连长先走。我只能与通信员将马牵入院内,一手握住马嘴,不让马嘶叫,以防被日寇发现。待日寇走过,我们才急忙牵马出院,迅速找到连长和机枪班,组织两挺机枪和4支步枪火力,埋伏在炮阵地附近,突然向靠近的日寇开火。日寇突遭袭击,仓皇退去。天明后发现日寇遗尸4具,不幸的是我炮阵地的第三炮长阵亡,另有两名炮手牺牲。

此后,我军转入湖北的汉江南岸,我炮兵在谷城地区占领阵地,与日寇隔江对峙。直到815,日寇宣布投降。

六、随军起义,在人民解放军中工作18

1946年,国民党军队整编,炮16团被撤销,我被分配到41军野炮营。随即派我去武汉,接收日本交出的一个连的炮兵装备。回到河南许昌后,任命我为新编的炮兵第3连上尉连长。因新编连都是新兵,所以,这连一直随营部从许昌到新乡,再到郑州,都在训练新兵。直到194810月,我炮兵营随军从郑州开赴徐州。但在徐州,炮兵营又被整编,改编为骑兵团,我被任命为少校团副。骑兵团随即配属给59军,开赴徐州北郊贾汪附近。同年11月,59军七一,我骑兵团亦随之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1月,因我是学炮兵专业的,所以将我调到第三野战军的特纵炮兵第14团任侦察参谋,在长江北岸为炮兵阵地进行测地。同年421日在渡江战役中于江阴附近渡江。19502月,我被选送到南京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同年12月毕业,又被选调到军事学院(当时院长为刘伯承)。

1951115,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我被分配到训练部教授会。因我当时在该会学历最低,年龄也最小,在教学中实际只能当助教,做辅导工作,所以,19522月,由训练部保送我和其他12名青年(都是大学毕业生)到沈阳的军委高级炮校学习。在那里我们先在短训班第5期学习半年,而后又在侦察系再学习半年有关炮兵仪器侦察的内容,直到19531月才回南京军事学院。但回南京后,我就被调到炮兵系(系主任高存信,黄埔10期),在炮兵侦察教研室任教员,主要担任炮兵系的炮兵侦察战术课。此外,我还多次参加军事学院组织的全军性的军事演习,几次在南京汤山的炮兵射击演习,其炮兵测地工作都由我来组织实施。在安徽临淮关的河川进攻演习。在山东的胶东军事演习,其中有关炮兵侦察计划的制定,多由我参加编写,并在演习中担任导演(名为调理员)。

在军事学院8年工作中,我曾受到多次奖励,如1956年和1957年,我都被授予三等奖,奖励中的一份纪念影册上有毛主席和刘伯承、陈毅、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人以及苏联专家和学员中高级将领的合影的照片。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时,我被授予炮兵大尉军衔。

19589月,炮兵系扩大为炮兵学院,在宣化正式成立,我也随之调到炮兵学院,仍在炮兵侦察教研室任教员,担任原来的各项教学任务。因1959年南京军事学院情报系和海军学院还排有我担任的炮兵侦察课,所以我在1959年还两次去南京上课。

在炮兵学院我还积极参加炮兵技术的科研活动,并取得一定成绩。1959年在一项科研项目上,获得院长陈锡联副院长高存信授予的三等功立功奖状, 并于同年101参加北京天安门国庆10周年庆祝典礼,还在北京参加了全军炮兵科研成果展出。

在炮兵学院,我还担任炮兵实弹射击场的测地,组织几次对三线基地的地图测绘。1962年参加在辽东半岛的全军大演习,并担任炮兵侦察导演(调理员)。1965年参加了张家口专区组织的“四清”工作团,下农村搞“四清”,直到1966年春才回学院。

七、转业到枣庄市工作

19663月,由于林彪掌权,炮兵学院被暂时停办。我被宣布转业,被任命为山东省枣庄市城市建设局(后改为市建委)市政工程队(今市政工程处)的主任。主要负责城市的道路修建(如铺柏油路等)、桥梁排水设施建设、路灯照明、道路绿化及公园管理等。在“文革”开始后,我被划为“走资派”而被“靠边站”,曾一度让我当“沥青化验员”,使我对铺柏油的办法有所改进(由原来在铺路现场熔化沥青,改为在厂内熔化,再用汽车装运到现场铺路)。

1969年,我被“解放”后,市革委会让我筹建市公共汽车工作。我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去参观学习,积累管理公共汽车的经验。1970年,枣庄正式成立公共汽车服务站(即现在的公共汽车公司),我担任了第一任站长(经理)。因那时客车很难购买,起初只有5辆客车,所以只能跑枣庄、薛城和陶庄三条线,而且每隔半小时以上才能出一次车,以后每年增购的客车也很少(3-5辆)。1973年,省里发给我市的只是10辆解放牌汽车的底盘,要我市自己设法装配成客车使用。我们只好组织一批修理工人去济南客车厂学习装配汽车。又因枣庄没有配件压成的设备,只得仍请客车厂帮助,将所需配件先压制成形,而后运回枣庄装配成客车。

1976年建委又调我到建委设计室任主任,这项工作我不熟悉,只好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主要是审查设计图纸。

1978年,受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影响,各地掀起搞科研的浪潮。枣庄市建委也顺应潮流办起了建筑科研所(以后改为建材科研所)。建委又把我调来担任所长。其实,无论是研究建筑或建材,市建委在人才和设备上都不具备条件。所以,我们来到科研所,是有名无实。几年来,无论在建筑还是建材领域,都研究不出新项目。实际上只是对建材的水泥质量的监督、检查起到一些作用。

1983年底,在当时全国提倡干部年轻化的情况下,我年龄已过60岁,所以主动提出申请离职退休。19843月经市委组织部正式批准离休,享受县(处)级待遇。

1985年底,因民革山东省委要求在枣庄市建立民革组织,以加强和平统一台湾的统战工作。我虽已离休,但决心再次发挥余热,再做一点有利于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工作而加入民主党派——民革。因此,我在枣庄市先后担任民革枣庄支部、民革枣庄市委的主委,直到1998年才正式退休,成为民革枣庄市委的名誉主委。

此外,在枣庄市1978年恢复人大、政协以来,我先后被选为市人大第九届、十届人大代表,市政协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委员和常委。在此期间,做过不少参政议政,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工作。

现在,我还担任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理事,并已历任三届,每年都去济南参加理事会会议。

八、奋斗历程的几点总结

1.事实证明,我于1938年简师毕业后,不在家乡当教师,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离家远出求学找出路的选择是正确的。经1984年回乡探亲时得知:与我同学的初中和简易师范的同学,能正常当老师的极少。大部分同学都与土匪发生关系,有的与土匪发生矛盾,多被土匪杀死;有的与土匪同流合污,争掌政权,危害人民,全国解放后被政府镇压。

2.至今,我离开家乡秀山已74年,四海为家,走遍半个中国。其中,在成都4年,陕西宝鸡1年,河南各县6年,南京8年,沈阳1年,河北宣化8年,来山东枣庄现已48年。

3.68年的工作情况如下:在高中、黄埔军校学习共4年,在国民党军中和抗日作战6年,在解放军中18年,转业到枣庄在职32年,退休已14年。在职工作共56年(其中,在新中国工作50年,即1949-1998年,25-75岁)。所做工作,对国家社会和人民都是有利的,算是我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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