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团结网】“七分钟读懂中国风骨”:大师中民主党派人士知多少?

发布时间: 2018-01-23 19:24:24   来源: 团结报团结网            字体:【

近期,一部凭借坚挺的口碑实现票房逆袭的电影《无问西东》引发众多关注。电影片名“无问西东”出自清华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电影讲述了四代人在最好的年纪迎来了最残酷的考验,并成就了永不褪色的青春传奇,情怀之深,回望之远,在近年国产电影里实属难得。

片中感人桥段颇多,其中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那条叙事线,尤为感人至深。特别是片尾“七分钟读懂中国风骨”的彩蛋,记录了在影片中出现的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名人或大师,每一个名字,都让人肃然起敬:

梅贻琦、梁思成、林徽因、梁启超、王国维、徐志摩、孙立人、冯友兰、钱穆、蒋梦麟、杨振宁、马约翰、钱钟书、沈从文、朱自清、陈省身、华罗庚、穆旦、闻一多、陈寅恪、袁复礼、邓稼先、蒋南翔。

这段7分钟的超长片尾,也被称为“史上含金量最高”的彩蛋,拉近了观众和大师的距离,也引发了全民对中国大师们的怀念和致敬。团结君发现,片尾呈现的这23位大师中,有不少是民主党派人士(包括当时已加入或后来加入民主党派)。

首先,科普一下西南联大的背景——

 

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内迁设立在昆明的综合性大学。

 

从左至右分别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最初南迁至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并在 11 月 1 日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之后长沙遭到日军的轰炸,“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被迫迁往昆明,并在 1938 年 4 月,正式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诞生于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的大学,仅存在8年11个月,虽饱受战火蹂躏,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她的泥墙草舍之中,诞生了一批批经典学术论著,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片尾记录的23位大师中,哪些是民主党派人士?

 

“建筑大师”梁思成  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  曾任民盟中央常委

 

 

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决定请他们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梁思成夫妇欣然同意。不出一个月,夫妇俩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1938年,(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岳、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梁再冰及梁从诫(两小孩)合影 

 

可是,这个设计方案被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因为根本拿不出与之相匹配的经费。此后两个月内,梁思成夫妇的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改成矮楼,瓦顶成了草屋。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最后一稿交出时,建设长黄钰生无奈地告诉他们,校舍委员会研究决定:除了图书馆和两座食堂,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

梁思成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

梅贻琦把梁思成扔在桌子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望着他,说:“思成,国难当头,你就不能谅解一下吗?”

梁思成的心软了。清华大学是他的母校,梅贻琦是他的师长,可是现在的联大和昔日的清华园相比,可谓云泥之别。

 

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

 

最终,除了图书馆、两座食堂和部分教师办公室是砖木结构之外,其余一律是土坯墙、铁皮顶的平房。在施工过程中,白铁皮也买不齐全,学生宿舍只得改用茅草做顶。1939年4月竣工,下半年即交付使用。这些房屋被称为西南联大新校舍。

这座建在120亩荒坟地上的新校舍,泥土松软,下雨时到处烂泥。路上大大小小的水坑,一双鞋子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称鞋尖鞋跟通洞叫做“空前绝后”,也自有一番乐趣。

此后,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东西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留下了铁皮屋顶。一旦下起大雨,铁皮屋顶上会有叮叮咚咚的雨声,压过教授的讲课声。对此,曾有一教授无奈而风趣地宣布:“现在停课赏雨。”

 

“得力之人”冯友兰  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曾任民盟中央常委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期间,不仅担任教学,而且参加学校领导工作,从1938年一直担任文学院院长。冯先生为西南联大付出大量心血,是当时领导集团的中坚力量。西南联大校友、旅美历史学者何秉棣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说冯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得力之人”。云南师范大学雷希教授对西南联大校史研究多年,在《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校务活动考略》一文中说:“从有案可查的历史记载来看,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决策管理层的最重要成员之一,教学研究层的最显要教授之一,公共交往层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除了上课,冯友兰每天都开会,每周的常委会、院系的会,还有各种委员会。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著书立说,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贞元六书》,与抗战同终始。第一本《新理学》写在南渡之际,末一本《新知言》成于北返途中。在六本书各自的序言中,表达了他对国家和民族深切宏大的爱和责任感。他引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此为哲学家所自期许者也。”他的哲学,不属于书斋和象牙之塔,他希望它有用。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西南联大先后毕业学生三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冯先生之子冯钟辽也参军任翻译官。奔赴抗日前线和留在学校学习,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冯友兰曾在他为学校撰写的一次布告中,对同学们说:“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不论是直接参加抗日还是留校学习,“全国人士皆努力以做其应有之事”。前者以生命作代价,后者怎能不以全身心的力量来学习。学习的机会是多少生命换来的,学习的成绩是要对国家的未来负责的。所以联大师生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从未对教和学有一点松懈。1942年以前,昆明常有空袭,跑警报是家常便饭。师生们躲警报跑到郊外,在乱坟堆中照常上课。冯友兰先生就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并不是没有别的教室,而是炸弹坑激励着教与学,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上昭日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纪念碑碑文就是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刻、罗庸书丹)。全文1100余字,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阐述了联大可以纪念的四个方面,通篇洋溢着浓厚的爱国热情,高度颂扬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取得的空前伟大的胜利,充分抒发了对“我国家”未来“旷世伟业”满怀信心的壮志豪情,气势宏伟,让人一诵难忘,被称之为“三绝碑”。

 

▶“民主斗士”闻一多  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  民盟早期领导人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不仅是深受欢迎的教授,更是民主斗争的核心人物。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讲楚辞、古代神话和唐诗三门课,立论新颖,考证严密,深受学生欢迎。他的古代神话课,图文并茂,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因此,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穿过大半个昆明赶来听他的课,教室里里外外总是挤满了人。

 

1944年,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新校舍合影(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闻一多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会把讲课变成一个充满诗意的过程,所以他把上午的课换到了晚上。七点多钟,电灯已经亮了,闻一多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几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稿抄本,昂然走进教室。学生们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后,闻一多也坐下了;但并不马上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和蔼地一笑: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不会有谁真的接受这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一多自己点了一支,长长的吐出一口烟雾后,用非常舒缓的声腔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之后才开始讲课,有时讲得兴致盎然,闻一多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光洒满校园的时候,才带着清凉的露水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将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日寇侵华,闻一多蓄胡明志,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看到国家糟糕到这步田地,他如坐针毡,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写道: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我的壳,放射出光和热来。以1943年为时间标记,闻一多走出书斋,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激情喷发的民主斗士,在许多公开场合作狮子吼。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国民党特务,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悲愤地表示为了民族要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追悼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租住牛圈的华罗庚  西南联大时期的“数学三杰”之一  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1938年,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他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厢房里。两家人用一床布帘子隔开。华罗庚曾写下四句诗记述这段难忘的生活:“挂布分居共客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后来实在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

 

华罗庚一家在昆明 

 

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宿的。而数学大师华罗庚以其惊人的毅力,每天晚上拖着残腿,跋涉十几里地回家,伏案于牛圈的楼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老牛在柱子上擦痒痒,常常搞得整个楼棚地动山摇,人坐在楼棚上,那感受就像喝醉了酒一般。蚊子成群地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吸血。在这样的条件下,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一遍又一遍地演算数学题。从1938年到1945年这短短七年间,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当第五个孩子降临人世时,穷困中的华罗庚给新生儿子起了一个有意味的名字:华光。他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有一次,附近的农民给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送了两个鸡蛋,吴筱元悄悄藏了一个在床下。她见丈夫日渐消瘦,实在心疼不已。夜深人静,孩子们熟睡后,她把床底下的鸡蛋悄悄煮了送给丈夫。华罗庚看着鸡蛋,给妻子出了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一个鸡蛋重0.5公两,把它们平均分成五份,每份多少公两?妻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是0.1公两啦。”华罗庚按妻子所说,把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把其中的一份吃了,剩下四份留给妻子和三个在家的孩子。

妻子的眼泪扑簌而下。华罗庚安慰说:“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还剩着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支烟呀......”《堆垒素数论》的中文稿,终于在1942年年底完成,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部费尽两年心血方才写成的30万字的巨著,在他寄给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后,对方一拖半年才告知:手稿已遗失。华罗庚气得大病了一场。

《堆垒素数论》中文手稿丢失后,华罗庚没有马上重写第二稿。他在思考新的数学问题,很快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名的学术专著《数论导引》。完成这项工作后,在对整个数论学科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他的论证更加严谨的《堆垒素数论》英文手稿诞生了。1944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英文版由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这是华罗庚在世界数学科学领域里的成名作,数论学领域的新星由此冉冉升起。当时他只有35岁。

 

▶“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  九三学社社员

 

 

“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北平沦陷时正在读高三。父亲在送他逃出北平时叮嘱道:“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后来,邓稼先辗转来到云南昆明,1941年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邓稼先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注册卡

 

杨振宁此时已在物理系就读,比邓稼先高3个年级,四年后李政道由浙大转入联大物理系。西南联大校舍简陋,分散在昆明好几个地方。当时要借到一本好书很不容易,邓稼先若从图书馆借到了难得的书,为了不耽误别人阅读,就把重要的地方逐字誊抄下来,尽快还回去。他背牛津英文字典,硬记硬背,为把功课学扎实,肯用笨功夫,他懂得,在任何方面都不用笨功夫的人,不可能取得突出的成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时,邓稼先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他一面在两所中学教数学一面等待返回北平的机会。大后方的这几年,他对蒋介石政府非常失望,思想有了明确的倾向。

1948年夏,邓稼先考取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物理系研究生。1950年8月,完成了博士论文《氢核的光致蜕变》,获该校物理学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后,冲破重重阻碍,立即回国。

邓稼先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方案设计者,为了发展国防科研事业,他默默无闻地奋斗了几十年。

1958年至1986年,28年间,我国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其中有15次是邓稼先亲自指挥的,100%获得成功。由于从事着国家安全的特殊工作,他从不向任何人吐露工作内容或炫耀工作成就。通过邓稼先在一次庆功会上写的一首打油诗,人们或许能体味出他的工作与欢欣:

红云冲天照九霄,

千钧核力动地摇。

二十年来勇攀后,

二代轻舟已过桥。    

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进行核禁试前的最后一次核试验。稍后,中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这一天是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日子,特意选择这一天,祖国感谢他卓越的贡献和卓识远见。

1999年,在邓稼先辞世13年后,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除了《无问西东》片尾中提到的,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或就读的大师中,还有不少是民主党派成员,例如:

 

周培源,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时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曾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费孝通,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时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民盟中央主席

 

  

钱伟长,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时任西南联大教员,曾任民盟中央主席

 

  

季羡林,著名东方学大师,民盟盟员

 

  

陈芳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时为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生, 九三学社社员

……

 

谨以此文,向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师们致敬!

(本文综合自“中国民主同盟”微信公众号等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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