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民革的军事策反活动

发布时间: 2018-01-02 09:01:16   来源: 团结网           字体:【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充分利用其与国民党军事人员关系密切的独特优势,积极从事军事策反工作,让国民党军队官兵弃暗投明,为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01 民革成立前的军事策反小组

  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就曾与国民党民主派人士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商讨,如何利用统战关系策动国民党军队官兵起义问题。1946年春,全面内战尚未爆发,李济深等人就首次提出了反蒋军事策动(简称策反)工作,并公推冯玉祥为组长,李济深、黄炎培、梁漱溟、刘文辉、龙云等五人为组员,成立了第一个军事策反小组。随后,冯玉祥决定由朱蕴山、陈铭枢、余心清、李一平等去进行各方面的联系工作。

  1946年下半年,冯玉祥赴美“考察水利”后,国内反蒋军事策动工作交由李济深领导,西南各省由龙云负责,北平方面由余心清负责,朱蕴山驻沪负责各方面的联络工作。这是第二个军事策反小组,组长李济深,组员冯玉祥、刘文辉、龙云、陈铭枢、余心清、朱蕴山、王葆真等。这一举动得到中共方面的大力支持,董必武秘密给了李济深700万元活动经费。李济深交给王葆真600万元、余心清100万元,让他们到北方去进行策反活动。

当时,李济深曾打算亲自去北方,策动一些国民党军队起来反对内战。但由于其目标太大,行动不便,不得已只好放弃了这一设想。

 

  02 民革成立后的秘密军事小组

  1948年元旦,民革成立后,更加紧了军事策反工作。李济深作为民革中央主席,认为策反工作的开展是促进民革的成立,并且不陷于民主派小圈子里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民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因此,在1月4日召开的民革第二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上秘密成立了军事小组。组长由李济深兼任,成员有冯玉祥、龙云、蔡廷锴、谭平山、杨杰、王葆真、朱蕴山、梅龚彬等。当时,李济深认为军事小组不宜见诸文字,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

  军事小组成立后,随即制定了军事工作要点,并授权李济深设立秘密机构,与中共华南局、中原局等取得联系,配合进行军事策反工作,同时为中共积极搜集军事情报。

  军事小组的策反工作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民革中有人要求及时通报这方面的情况,以免产生误会。但李济深不同意,他说:“迄今为止,我们的军事小组不仅对外保密,对内也不是每个同志都知道,我们没有公开过。策反工作,牵涉对方之安全,更应绝对保密。有的甚至只我一个人知道,不便告诉别人……”

  李济深将军事策反作为民革的一项重点工作,不但亲自抓,而且抓得很紧。对此,民革内部有人提出:

  “ 当前应把工作重点放在与共产党合作,迅速达成协议,召开新政协和组织联合政府上来。策反工作固然重要,可责成军事小组的同志去做,不必事必躬亲,分散精力。 ”

李济深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军事策反工作是推翻蒋介石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促进新政协召开、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必须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民革在军事策反中“可以发挥特殊作用,这是我们民革与共产党合作不可推卸的责任”。“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绩,将何以交代新政协?何以交代联合政府?”

 

  03 民革的公开策反宣传工作

  为推动国民党军队官兵和党政官员弃暗投明,民革进行了大量的公开策反宣传。

  1948年1月,民革中央发表《告本党同志书》,指出:

  “ 目前全国人民对蒋氏反动势力已无妥协余地,本党同志允宜率先起义,所铲除此一穷凶极恶政权之前锋自任,为天下倡,庶几稍赎罪愆,以谢国人。 ”

  同年9月,民革中央又发表《告国民党将士书》,号召“黄埔同学及其它属于国民党的军人”,“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国民党的生存,甚至为了自己的出路”,“都应该毫不犹豫地脱离蒋政府,到革命委员会来,和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顺人民者昌,逆人民者亡”。“跟蒋政府走则身败名裂,跟人民走则建功立业,何去何从,宁待考虑!”

  同年11月,民革中央又发表《告蒋管区本党同志书》,号召蒋管区“本党忠贞同志,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应该立刻站起来,立刻行动起来,不许犹豫,不许徘徊瞻顾矣”。“在军队方面的工作同志,无论在前线在后方,应即刻效法吴化文、曾泽生、周福成诸将领作军事起义。在政治方面的工作同志,尤其是在地方上工作的同志,应当号召民众,组织民众,作政治起义”。总之,本党同志应“把握住自己岗位,随时随地,做彻底反蒋的工作”。

  1949年6月,民革中央又发表《告前南京国民党系统党员书》,指出:“国民党党员们,从是非来说,你们不应该附从背叛人民,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蒋介石集团。从利害上说,你们也不应该跟着立即灭亡的蒋介石反动集团走进坟墓。”“因此,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投到人民的队伍来,投到民主革命的阵营来,在消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残余这一工作上尽你们的能力。”

这些策反宣传,在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恐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04 李济深的秘密策反行动

  民革不但重视公开的策反宣传,更重视秘密的策反行动。在这方面,李济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为了进行策反,李济深曾亲自向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程潜等人写信,派人设法转交,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转变立场,反对内战,举行反蒋起义或暂时保存实力,不再为蒋介石卖命,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民革成立后不久,李济深即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人,希望他们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向人民靠拢,才是唯一出路。当时,李济深在给其旧部黄旭初的信中写道:“解放军仁者无敌,得民者昌,大势如此,抗拒无益,只能生灵涂炭,不如从中起义,桂省可不抗而定,既能立功,又可免战祸,地方亦不至糜烂”。

  1948年5月,李济深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亲笔信,指出:“今蒋公之颓势已成,纵可苟延负隅”,“战乱必蔓延无已”,“而太原方面不及百里,必首蒙其祸”。因此,望兄起来反对内战,“倘能登高一呼,则响应者不知凡几,全国局面定可改观”。

  同年12月,李济深又给白崇禧写信,指出:“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协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同年底,何应钦派代表陈又新来香港,面见李济深,称“不愿再帮蒋工作”。李济深表示:“如能适时联合反蒋的同志反正起义,立功赎罪,将来不独可免为战犯,还可以参加新政协。若此着做不到亦应及早罢手,不要再做帮凶。”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民革策反活动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认识到,蒋介石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有的本人来香港,有的派代表来香港,都与民革秘密联系,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

李济深虽然工作很忙,但对来者都亲自接见。当时,“个别接谈的人数就非常之多,国民党中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与陈诚以外,几乎没有人没到香港作过联系。”为此,李济深以“瓦解蒋军工作为重,现在形势所趋,国民党将领纷纷与他联系之际,他正期待有所作为”而推迟了去解放区的日期。

 

  05 李济深的军事策反部署

  与此同时,李济深还从香港陆续派出许多民革成员,带着自己的亲笔信返回内地,秘密联络在国统区的老朋友、老同事和老部下,委托他们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策反工作。

  李济深曾根据朱蕴山的建议,在华中方面暂时设立军事行动小组,加强对华中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南进。在华东方面,王葆真被指派为京沪一带军事特派员,负责南京和上海地区的军事策反工作。

  在云南方面,李济深曾派吴信达去策动卢汉起义,欲把云南作为反蒋根据地。后来,龙云到达香港后,李济深又委托龙云做卢汉工作。为此,龙云先后派出龚自知、安恩博、卢志远等前去活动旧部,并直接与卢汉联系,积极推动云南起义。

  在川康方面,李济深曾给刘文辉和杨杰送信,任命刘文辉为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杨杰为川康滇黔西南四省民革总负责人,要他们建立民革地方组织,开展反蒋军事活动。刘文辉派人到川西、川南、川北争取地方武装和保安队,组织民革武装,“使国民党反动派为之震动”。

此外,民革还在广东组织了一批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斗争;还在香港开办了游击训练班,为游击队培养骨干力量。在湘桂交界地区,在闽浙沿海地区,民革也组织过反蒋武装活动。这些地方武装多与中共地下组织及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互相策应,开展反蒋斗争。

 

  06 民革的军事策反成效

  经过不懈努力,民革的军事策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推动许多国民党军官率部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民革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共同策动了担任国民党济南西线指挥官的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三个旅共两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使人民解放军迅速夺取了济南。

  1949年5月,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部两万多人在武汉附近的金口地区举行起义,使武汉三镇顺利获得解放。在此过程中,民革成员王葆真、李世璋及湖北地方组织配合中共进行了大量工作。

  同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使湖南全省和平解放。当时,具体负责策动这次起义活动的就是曾在北伐战争期间担任程潜第六军政治部秘书的民革成员李世璋。

  同年12月,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其中,作为民革川康分会负责人的刘文辉自然功不可没。随后,刘文辉又推动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守珩率部起义;接着,又促成了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率部起义。

  与此同时,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实现了云南省的和平解放。为此,民革领导人李济深、龙云、杨杰等皆做了大量的策动工作。

在民革组织和领导的地方武装中,势力较强、规模较大的是云南的“滇黔人民自卫军”。1948年初,民革中央即派吴信达回云南与杨杰、万保邦等筹组反蒋武装事宜。1949年1月,在云南蒙自成立了“人民自卫军指挥部”,共有兵力约八千人。同年2月,人民自卫军发动了攻打蒙自县城的武装起义,但由于举事仓促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起义失败。此后,人民自卫军分成小股转入地下打游击,后来编入了中共滇桂边区纵队。

 

  07 为军事策反牺牲的民革成员

  民革在参加民主革命、从事军事活动的斗争中,不少成员出生入死、英勇顽强,为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值得我们铭记。

  1949年2月,在上海、南京从事民革地下工作和军事策反活动的王葆真、孟士衡等15位民革成员被反动当局逮捕。其中,民革南京筹委会主委孟士衡、宣传委员吴士文和工作人员肖俭奎在5月9日被国民党汤恩伯部枪杀。

  1949年5月,民革在川南地区负责联络地方武装的李宗煌,正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于重庆解放前夕被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集中营。

  民革中央执委、湖北民革负责人之一的曹天铎,于1948年春奉李济深之命,持李的亲笔信到湖北麻城策动白崇禧部张淦兵团起义,遭到逮捕被押送南京,后来下落不明。

  民革中央执委、西南地区负责人杨杰,为民革的军事策反活动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9月9日,杨杰由昆明转道香港,准备赴北平出席新政协之际,9月1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寓所。

  据1949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民革因从事地下工作和军事活动而牺牲的成员共32人,他们与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了一起,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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